1959年，新安江水电站大坝的合拢，淹没了淳安大部分土地，迫使30万淳安人离开祖辈相传的家园，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。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一位，当时他年仅三岁，还是被爷爷用簸箕挑着一路背过来的。我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桃溪乡徐家村苍坑自然村，因此我是地道的江西新干人。直到20岁之前股海策略，我从未踏足过浙江，更谈不上亲自走访淳安。对淳安的记忆，只能通过长辈们的断断续续的叙述了解。然而，在我的户口薄上，籍贯一栏却清楚地写着浙江省淳安县。这一字一句无形地提醒着我，我与那遥远的淳安有着复杂而深厚的联系。
多年来，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通过文字记录下淳安移民的历史和发展轨迹。我希望将这段独特的历史留下，尤其是在村里的老年人陆续离世后，这种责任感愈加沉重。尽管一直未能静下心来专心写作，工作繁忙之下只能零零散散地写些片段，目前，我在自己的专栏“移民佬”中已经发布了三十多篇文章。如果您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“莽子说”。话题转回正题，继续深入探讨。
展开剩余61%事实上，淳安（新安江）移民及其后代内心深处，始终保存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。这种情结，如同一道深深的伤疤，时常在某些特定的瞬间，无声无息地被触动，甚至在不经意间被揭开，带来一种痛苦的回忆。尤其对于亲身经历过迁徙的那一代人来说，这种情感更是切肤之痛。长辈们常提起：“父亲砍断了陪伴母亲多年的那口锅，母亲悲伤地跪在灶前久久未起；或者在漫长的迁移途中，某个亲人因病离世，眼睁睁看着他与世长辞……”这些悲伤的故事，常常深藏心底，很多时候，移民们连提起的勇气都没有，他们宁愿选择沉默和遗忘。
浙江人勤劳、坚韧的性格，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，是众所周知的。在搬迁至江西的这些新安江移民，通过多年的艰苦努力，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不亚于当地的江西人。江西作为一个包容而慷慨的省份，江西人民的热情与善良，也在移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移民们依然无法忘记他们远在浙江的故乡。
尤其是进入90年代，浙江的经济高速发展，成为全国富裕的典范，淳安的经济和城镇化建设也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这种发展，使得部分新安江移民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平衡感和疑问：“千岛湖发展得如此迅速，村民每年都能分红，如果我们没有迁走，今天的千岛湖怎会有如此的发展？我们为千岛湖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与此相匹配的回报？”这类想法听上去似乎合乎逻辑，但实际上，在新安江移民迁往江西之前，淳安的每个村子都选派了代表去江西考察，回来的代表普遍对江西表示认同。因此，很多移民本着“去江西就能安稳生活，能有饭吃，能有柴烧”的美好愿景，才选择了自愿迁移。
因此，一味渲染新安江移民的悲情，并非完全公正。更何况，尽管移民们的心依然向着千岛湖，现实是，千岛湖早已不再属于“移民佬”们。这个事实已经不可更改，也不容忽视。
随着岁月流转，某些东西终究无法长久保持，如新安江移民心中的“浙江情结”，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。就像我的父亲，由于与舅公（父亲的舅舅）、姨奶奶（父亲的姨妈）等亲戚的深厚感情，父亲对淳安怀有很深的情感。然而，我作为在江西出生的孩子，对父辈的浙江情结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。新安江移民曾经的痛苦和泪水股海策略，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沉淀，成为永恒的记忆，而不是社会矛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后代必定会与江西本地人融为一体，成为同胞，不再有任何隔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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